专家纵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

　　
    去年，广东掀起了新一轮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你如何看待广东此轮改革？

　　彭澎（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多，外来人口最多，更有说法是中国最富、最穷的地区都存在于广东。那么，广东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有解决的参照物了，甚至可以说广东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广东只是遇到问题较早而已。

　　另外，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来说，中国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经济持续发展，而广东似乎提前面临这个挑战。

　　蔡立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我国目前社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转型期和矛盾的多发期，这个时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是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

　　增城一个小小的占道经营竟然能够引发如此大的事件，正是其典型反映。

　　就当下社会转型的特点，政府必须进行职能及其实现方式的战略转变，比如向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并重的发展职能转变，由政府公共部门单一主体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公共管理转变。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执法部门，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战略转变，或仅仅停留在一些口号上面，没有转化为实际的工作。

　　日报：广东此轮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亮点在于为社会组织松绑，降低其准入门槛，请问松绑的意义在哪里？松绑以后，社会组织将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彭澎：社会力量发展起来，必然出现NGO。我们许多官员还不愿认同NGO，把“非政府组织”看成是政府的对立面。其实，这些组织可能不是站在政府的同一立场，但完全可以站在政府的左右两边，而不是对立面。

　　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较为强大的力量，既不能完全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也离不开政府的帮助。

　　张良广（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总监）：现在很多社会组织的参与具有相当的装饰性，比如证明政府开放性，但其实不应这样，社会组织是要直面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

　　降低门槛是一个好事，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在于政府有没有做好准备，让社会组织真正壮大起来，就是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加务实的支持，能够让他们参与到较多深层次的问题讨论和决策当中，我觉得这个值得探讨。

　　日报：你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彭澎：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不是输血式的，而是要通过政府职能部分转移给社会组织，或向社会组织采购服务，从而形成造血式的扶持。

　　张良广：社会组织目前承接的大部分是政府购买的服务，其实，中国30多年来草根组织的发展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就是缺钱、缺政策，政府是社会组织孵化的主要责任人，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站出来呼吁，社会组织一定能得到蓬勃发展。

但我觉得社会组织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还需要通过自身创造和多元的资金构成来形成一个较为宽广的发展平台，比如吸纳企业资金、做一些公益基金筹款，或社会企业的尝试，这是下一步社会组织需要思考的问题。

（来源于第一财经日报）